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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缺乏批判的理性，只是批判的激情的结果，批判的理性要求分析，要求允许多元化，今天的年轻人只是这样，认为只有我正确，其他都要彻底打倒，这与红卫兵当年所谓的“踏上千百只脚”，使对方“永世不得翻身”，实际上差不多。
　　
　　杨：在童年的哪一瞬间，你突然发觉自己成熟了？
　　
　　李：以前已说过（见《走我自己的路》），上初中一年级，也就是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人是一无可免地都要死的，我自己要死，亲人也要死。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杨：哪位亲人影响最大？
　　
　　李：母亲。趁此机会，做一个重要更正。有一本《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王生平著），因为出版前我拒绝审阅，结果发生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将我父亲的一首诗错得不像诗了，今将原作抄录如下：“潦倒谁于邑，谋生哪自由；韶华过似箭，期望渺如钩；身世两同恨，乡心一样愁；壮怀终是梦，有负少年头。”可见，我父亲也一直郁郁不得志。我父母亲都没活到四十岁便先后病故了。
　　
　　杨：请你各举一个你崇拜的政治家、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并请略叙崇拜的理由。
　　
　　李：我从不崇拜什么人，只能说喜爱。从初中到现在鲁迅对我影响很大，我喜爱的人还有爱因斯坦、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康德等等。
　　
　　杨：北京、上海文化讨论热闹非凡，广州、深圳不声不响，但在国民性的改造方面，后者步伐似乎更大，你更赞成哪一方？
　　
　　李：我认为都可以，应该是多元的，你愿意挣钱就挣钱，愿意议论政治就议论政治，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各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这很复杂，不关心也可以是一种关心。我在1986年一个讲演中已讲过了。
　　
　　杨：你如何评价文化界离婚率升高现象？
　　
　　李：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现象。中国一直在封建主义束缚之下，禁欲主义盛行。恩格斯说过婚姻本来是一定历史时期产物。现在婚姻受外在条件限制多，婚姻不自由，所谓“终身大事”的提法便相当荒唐。
　　
　　杨：如何解释出国留学定居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不回国等于不爱国吗？
　　
　　李：我认为这无所谓，你愿意在哪儿定居就在哪儿定居，这不算不爱国，不要扣人家帽子。中国人才潜力很大，多出去一些人没关系，对中国也许还有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国。有些人在国内满是牢骚，出去以后就爱国了。中国有两大优点，一是地方大、人多，又不发达，因此承受力强，多大的灾难都能挺过去；二是人才潜力大，你看才几年，一下子就翻译出版了那么多的书，都是年轻人翻译的，尽管质量可能不高，但毕竟有胜于无，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会慢慢提高。所以我说，即使现在知识精英全部流失出去，很快又会产生一批，事实上出去不回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人才潜力的优势是哪个国家也比不上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发掘和实现这潜力，常常是阻碍、损耗和摧残。这套旧体制是不能“人尽其才”的根本原因。
　　
　　杨：你是否同意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起飞是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李：我认为日本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实质上截然不同。儒家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占的地位并不大。当然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一些影响，但它已将儒学改造了，而日本本身的文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把日本和新加坡、台湾、香港放在一起，我不赞成。
　　
　　新加坡、台湾、香港当然主要是中国文化，但它们的经济起飞主要也不是靠儒家，我认为主要是引进了现代的制度，主要是法制即英国那套文官体制、规章制度。新加坡、香港留存的英国的那一整套政治制度至今在有效地起作用。至于为什么起作用，则可能与儒家文化有一定关系。为什么它们在印度就没有那么有效？与文化传统恐怕不无关系，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杨：如何评价红卫兵运动？除政治原因外，其文化和哲学原因是什么？
　　
　　李：红卫兵运动是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现在把一切坏事推到红卫兵身上，我认为是不公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卫兵现象倒有某些近似。红卫兵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下破“四旧”，现在是在尼采等的理论下反传统。这种要求改变现实的情绪不能轻易否定，但这种方式值得考虑。为什么会重复出现这种现象，这与中国封建文化有关。像前面谈到的封建主义在新的形势下出现，自以为是最新的东西，如“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却恰恰恢复了旧的东西。这还是缺乏批判的理性，只是批判的激情的结果，批判的理性就要求分析，要求允许多元化。今天的一些年轻人不是选择，认为只有我正确，其他都不行，都要彻底打倒，这与红卫兵当年所谓“踏上千百只脚”，使对方“永世不得翻身”，实际上差不多。真正现代心态是具有多元的、宽容的精神。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中国现在最需要建立的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精神。中国缺乏现代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所以我说今天中国宁肯多提倡一点卡尔·波佩耳那种“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这种批判理性，而不是那种高喊原始冲动、否定一切的种种非理性和反理性。前者看来似乎太简单，哲学味不够，甚至“虚伪”，但若能真正做到（这是可以做到的），对改变现在的风气（包括学风，文风），大有好处。“原始冲力”之类在“文革”中我们已经看得不少了，尽管今天它以最新的时髦衣装出现，我也持怀疑态度。
　　
　　杨：我发现你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喜欢引证自己，是不是？为什么？
　　
　　李：是。为了偷懒。一些问题一些看法，以前说过了，这次就干脆直接抄袭前文。因为我也发现好些中西论著，有的还是名作，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一点意思，不过变一下词句或文章组织而已，与其那样，不如我这样省事。所以我的《华夏美学》一书中就直接抄袭了《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好几处，不必另行造句说那相同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