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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深秋，爸不断地咳嗽，全家人都以为是感冒，谁也没有在意。况且大哥家正在盖新房，忙得两眼一抹儿黑。隔了几天，爸的痰中带了血丝，找村里的医生来打针。几天之后，还是发烧，咳嗽也没好。医生说，去城里看看吧，拍个片子，大概是有炎症了。哥陪着爸去医院检查，回来后，哥对我和妈说：爸是咳时毛细血管破了，没事。
　　
　　一天下班回家，才知道哥和姐夫带着爸去了天津肿瘤医院。姐告诉我，爸得了肺癌。记得当时我不敢哭，只是呆呆地立着，脑子里嗡嗡的响，什么思路都没有，一片空白，两只手虚弱地合拢，空虚的感觉，不知道站在地下的就是自己的躯体。之后，恐惧排山倒海一样压迫下来，压迫着心脏，钝钝地疼。我看着姐，她满脸早已都是泪水。她说，妈还不知道，先不要告诉她，受不住的。姐的声音还在耳边游离，我仿佛看到一座高楼的坍塌。
　　
　　我在爸做手术的前一天赶到天津。
　　
　　爸从手术室被推到监护室。他瘦了许多，脸上的皮肤蜡黄，没有一点水分，下巴的胡须都怯生生地不肯生长。眼睛紧合，承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委屈。第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在那个满是仪器的房间里，他像一艘搁浅的小船，孤零伶地躺在那。偶尔护士进去，左一下右一下看看仪器，只是不看爸的脸。一个生病的人，多希望有人靠近他，哪怕不说话。晚上，又给护士长和护士买了水果饮料，塞了红包。这样心里就踏实了一点，以后护士进去能俯下身子看看爸的脸，或者和爸说句话。
　　
　　第三天，爸被转移到看护病房，只能留下一个人陪护。大多的时候，哥和姐夫在病房门口，或者医院不同的走廊里徘徊，趁着没人注意时偷偷溜进来一会儿。爸的身体上插了很多的管子。氧气管、积液管、排血管、导尿管、输液管，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管子，或挂在铁吊杆上，或垂到地下。一个人的身体，血肉的身体，被锋利的刀切割开，挖走那些恶魔一样的东西。那里曾经是有益的脏器，却被恶毒的魔鬼霸占。为了打败它们，就要在肉体上划开一个长长的口子，是怎样的疼？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看着爸虚弱地躺在白色的床单里，觉得他像无辜而无助的孩子。过了一会儿，医生进来，让他吐痰。爸没有力气说话，只能微微地摇头。医生重手重脚地对待爸，逼着他一定要往外咳痰。然后掀起床单，让护士把爸翻到另一边，看他的伤口。这时，我才看到，刀口从右前胸一直划到后背。我忍不住泪水，替爸喊疼。医生回过头来，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喝斥我：“你受不了就出去。怕疼就别要命，要命就别怕疼。”再不敢出声，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爸，可怜的爸，看着他在疼痛的海洋中挣扎，像个溺水的人，我却无能为力。
　　
　　我不敢碰爸一下，不知道把手放在他哪个位置，能让他舒服一点，也不知道怎样的轻手轻脚，才能帮他做好，需要我做好的事情。那时，我能做的，也只有不住地流泪。关也关不住，止也止不了。
　　
　　我趁着倒积液，或者尿液时，在卫生间嚎啕大哭。开着水龙头，蹲在地上哭个没完没了。眼泪就像自来水失去了闸门，没有办法收拾。打扫卫生的妇人，在一旁劝，她说来这里的大多都是这样的病。想开了吧，不是你一家，泪水解决不了半星子儿问题。但，怎么想，还是想不通。我不懂厄运因何降临我家，恶魔偏偏选中爸。他智慧而健康，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名声。早年做生产队长，承包到户之后，率先在村里造了一艘不大的船打渔。靠着他的聪明，我们家很快就富了起来，在村里最早买了电视、洗衣机、电风扇、电饭锅。村里人羡慕也敬重。爸总在每年快过春节时，提了酒和肉去给大队部看院子的孤寡老头送钱。爸六十岁的时候，竟然像年轻人一样，买了一辆一万多块钱的摩托车，骑着它去港口收海货。村里村外，甚至城里做生意的年轻人都知道爸，和他合做生意。爸从来不藏着掖着自己的本事，带着他们建立海产品批发基地。我们都不相信，这样的爸会被病魔击倒。所有认识爸的人，也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等到爸被医生允许吃点稀饭时，我觉得精气神才回到了他身上。熬得稀烂的粥，没有一点菜，爸贪婪地吃，一勺又一勺。眼睛盯着碗，看着白花花的水里膨胀得没有体型的米粒，像是见到了亲人。米，是庄稼人的命。爸吃到了米，就接通了地气，有了根基，拼命往下扎，爸这棵树就能数着年轮过日子。爸似乎也知道这一点，他配合医生做检查，吃药，咳嗽。咳嗽是术后康复重要的一项内容，能避免肺部的黏连。没有痰，他就干咳。每一次干咳要震动一下肺腑，刀口拉扯，里面被切割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疼得爸咬牙切齿，满头的汗珠子。疼到心烦气躁，他用愤恨的眼神看着我，看着哥。爸痛斥我们无能，他急着想把无助的火气撒出去。上帝像是无形的空气，爸不能拽着上帝发泄自己的委屈和怨愤。但是，我们多高兴啊。一个能发怒的爸，要比躺在病床上无声无息的爸生龙活虎得多。我宁愿是靶子，让爸把所有的委屈、疼痛、怨愤化成箭刺向我。即便我伤痕累累，也不会喊一声疼。
　　
　　早晨，我推着爸站在病房的窗前，看天津灰蒙蒙的太阳。爸很安静，眼睛注视着朝阳，许久许久都不收回视线。他忧郁的像个诗人，伤感充溢在他残破的胸腔内。隐忍着不说，爸像爸那样坚强。而我早已把他看成是我和哥们的孩子。我握着他的手，我说，过段时间，咱们就能回家了，咱家的太阳比这里的清亮。爸说，不知道还能看多少次日出，扳着手指头能数过来了。听完爸的话，心里泛酸，泪水就收不住脚往外冲。有几次，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脸上是探究的表情，看着我，不说话，似乎等着什么。他是想问问我，到底这是怎样一个病。那么睿智的一个人，来天津之前就猜到了，但是也不说破。尽管自己知道情况不好，还是想求个彻底明白。所谓的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其实是留了一个余地给自己的，希望比猜想好一些，没有那么糟。但是，他又怕现实比猜想更残酷，所以，他忍住不问。我一直害怕爸问我他的病情，暗地里琢磨过，假若爸问起，该如何对他撒谎。
　　
　　他终是选择了给自己留一点希望，又不难为我和哥姐。那天正好是十五，夜里月亮又圆又大，我站在医院的大院里，双手合十，抬头看着月亮，我对月亮说：天上的神灵，我愿意减去五年的寿命给爸，求你让他多留在这个尘世一段时间陪伴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灵嫌弃我减寿五年的小气，而不肯赐福给爸。如果我许诺十年，也许就能留住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春暖花开了，小院中白的梨花、粉的桃花争先恐后地绽放，爸却没有心情去看一眼。因为疼痛在折磨着他。右胸的癌细胞扩散成一个鼓包，突出出来。尽管术后放疗又化疗，但是都解决不了那个隐患——六个月前的手术没有成功，父亲的心脏有问题，有部分癌细胞距离心脏动脉血管太近，不易切除。这一切似乎就注定了，上帝一定要收回父亲的生命。不可忤逆与违背。如果不能帮他延长生命，不能代替他的疼痛，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让他舒服一些。
　　
　　我放下所有的尊严和曾经自以为是的高傲，请人帮忙寻找杜冷丁。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只要有能力找到，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找到杜冷丁，我就会去求助。白天、夜里，去敲门，见人，打电话。我把自尊一点点地从头顶撕下来，然后自己踩在脚下，这样才能忍受别人的救助。到很远的一个亲戚的亲戚家求人时，遇到了车祸，右胳膊被摩托车撞得立刻肿了起来，却被人无理索要修理费。
　　
　　拿着医生开的条子，去一个不认识的医院，为了多要一只杜冷丁，差点给配药房的医生跪下。那时，不觉得是耻辱，能够让爸少疼一会儿，还在乎什么呢？
　　
　　一直不相信有鬼神存在。爸病了之后，我宁愿自己相信。尊敬所有的人，谦卑而恭敬，希望通过敬人得到恕己，痴想能感动神灵。每次去医院买药，都要绕道行驶，去南城外果酒厂附近的一个小教堂。看着高高竖起的十字架，祈祷爸的病能出现奇迹。在他们哼唱的赞美诗中，我泪流满面，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黑夜来临之前的大雾中，找不到光明的所在。我觉得爸被我们遗弃了，尽管不是我们的意愿，但是他被阻隔在对面的岛上，中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河。我们和爸都把自己的身体前倾，手臂尽量伸展，但是握不到彼此。哥姐早已成家，小家庭的责任和重担解救了他们，也消耗了他们的注意力。我和妈惶恐地挨着日子，不敢想象，无法想象倘若爸不在了，我和妈怎么安排生活。被虐风暴雨撕破的巢穴，将无法藏身。
　　
　　骑着单车去野外，边行边哭。在泪眼模糊中寻找沙滩杂草中的蜥蜴，因为辗转从别人那儿打听到，晒干的蜥蜴拌白糖可治肺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搜罗着各种偏方，残忍地拿爸当实验品。他不问，给就吃，给就喝，顺从、听话，像是依赖我们而没有任何拒绝能力的婴儿。他觉得自己力量单薄，握不住生命的根，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看着爸的眼睛，无助、疼痛，闪着微微的光亮，便越发得内疚而愧对。我去学医课的医师那借来能够借到的医学书，翻看有关肺癌的诊断救治护理和调理。陌生的学术词语，看不懂，去问，或者反复看。一位张姓的女实习医生，后来忍不住对我说：别看了，好人看医科书都会变成病人。书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重你的精神负担。你要是垮了，病人就更没信心了。这句话，像是给我打了一剂退烧药，突然间清醒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面对现实，把自己放置在茫然、忙碌和焦灼状态，潜意识中混沌着过日子，会没有真切的疼痛。其实，这种状态影响爸的情绪和心态。从那以后，我进家门前像变脸一样，戴上一副没心没肺的表情，有时还命令爸，要谦让经不住打击而有些痴呆的妈。
　　
　　爸的身旁放着妈的老式手表。疼痛来临，他咬着嘴唇，眉峰蹙起，右手捂着肺部的位置，一会侧躺，再翻过来。不到一分钟，坐起来，把双腿盘在下面，前倾，膝盖支撑起整个上半身，左右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