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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动的亲戚中,母亲和珍姨最近,尽管只是干姐妹。她们同病相怜,母亲25岁时守寡;珍姨24岁时丈夫牺牲,小母亲一轮,也是属虎的。民间传说,属虎的女人命硬。
但是她俩的性格迥然不同。母亲内向,沉默寡言;珍姨开朗,快人快语。这也许与时代和经历相关:母亲饱经磨难,从水深火热中走来;珍姨过门时已经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了。
土地改革时我已经记事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动员母亲出来当妇救会主任。母亲说孤儿寡母小门小户担不起事,两个孩子张着嘴等食儿,耽误不起工夫。再来缠磨时,母亲住到了姥姥家,一走了之。珍姨娘家是小商贩,嫁到贫农家里捞上个好成分,不等动员,一朵大红花把新婚丈夫送上前线。丈夫前脚走,珍姨后脚就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带一帮娘儿们平分大户人家的箱柜衣物绫罗绸缎,带头举拳头,吐唾沫,革命劲头十足。
“文化革命”初期红卫兵扫“四旧”,四书五经琴棋书画翻出来就烧,花瓶茶壶瓷枕烟嘴抄出来就砸,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凡有龙凤图案、福禄寿字样者无一幸免。母亲有个用了多年的搪瓷脸盆,盆底有齐白石画的虾,也被搜去砸了。红卫兵说贫下中农只能吃杂交高粱棒子面,鸡鸭鱼肉那是地主资本家的,看一看也犯罪。
那天晚上,珍姨的公公老响爷慌里慌张进来,看看四下没人,从怀里掏出一对长方形的梳头镜子。说是儿子结婚时买的,背后有剧照,麒麟童、言慧珠的《别窑》,梅兰芳、孟小冬的《登殿》,儿子在家时喜欢京剧,这也是他和珍姨的心爱之物。“可是运动来了,她嚷着忠于毛主席,要交给红卫兵,趁她不在我偷出来,求您给掩藏一下。”
母亲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把镜子放在瓦罐里,在墙根刨个坑埋了,上面放块捶布石。这对镜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刨出来物归原主,因为埋得太久,剧照都发了霉,铁镜公主和王宝钏长了胡子。
再关注珍姨是十几年后了。我从省城回来,母亲说快去看看珍姨吧,她可遇到过不去的火焰山了。珍姨已经几天不出门,蜷缩在炕上,脸色蜡黄,眼睛红肿,泪囊鼓得像气球,平添了许多皱纹,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珍姨拉住我的手不放,抽泣着说:“不知平时造了什么孽,得罪了何方神灵,让我活见了鬼!”她抖抖颤颤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是繁体字,很难认。我看了一遍,颓然呆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
几天前,来了一位台湾人,捎来这封信,并亲自解释了半天。原来珍姨的丈夫并没有死,一九五○年渡海攻打金门时中弹,身子沉下去,海面漂起一摊血,部队报了牺牲。谁知后来漂到对岸,治好枪伤送到鹿儿岛,几个月后,穿上国民党的军装,从此四十年音信断绝。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关系松动,有位朋友途经香港,求他捎来了这封信。
不能接受的现实,打破了珍姨几十年的平静,惊破了一个长长的梦。一夜之间,从烈士家属变成了反革命家属,从多不胜数的荣誉变成了一个骗局,从习惯了的自豪和风光变成无地自容的难堪,会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把来人骂出去,还要把那封信撕碎,被老响爷一把夺去了。珍姨哽咽着求我,无论如何去台湾查证一下。她希望写信的人是个骗子,是个恶作剧,还给她一个清白。多少年来她把荣誉当做财产,当做第二生命,终日与之相依为命,相依相恋。然而事实是那么严酷可怕,经过托朋友再三调查,验明正身,那个写信的人正是她四十年春闺梦里的“烈士”,我可怕的“姨夫”。
接上线后,“姨夫”不顾一切地要回来探亲,他也是十分忠诚的,几十年没有再娶,在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守身如玉。又过了半年,台湾方面来了电话,定了归期。此时的珍姨已经气息奄奄,被痛苦吞噬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终日精神恍惚,哭笑无常,满嘴胡话。终于在那人到家前一个小时,长叹一声,芳魂出壳,永远地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