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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是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保尔身残志坚、顽强奋斗的精神以及他的名言所阐述的至高无上的生命意义，曾经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强盛而抛头颅、洒热血、献终生。

　　从历史的深处，有一位“中国的保尔”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楷模、党的好儿子、军工专家吴运铎。这位老英雄抗战时期投身革命，为研制炮弹多次负伤，九死一生，落下终身残疾。但他无怨无悔，乐观向上，以超乎常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继续战斗在军工事业第一线，用忠诚和坚强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

　　那些并不遥远的故事，或许正是需要我们共同追寻的闪光足迹。

　　为了革命，他付出了什么？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做童工、当学徒，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和志同道合的三位同伴奔向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穿上了粗布军装，镜子面前看着自己的模样，年轻的吴运铎充满了自豪感。他暗暗地警示自己：吴运铎，你已经是一名革命军人，从今天起，你肩负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重大使命！

　　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和吴运铎谈话。先是简单介绍了我军的光荣历史，又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的优良传统。最后说：“你是机电工人，会修枪，会造炮，我们部队正缺枪，你还是去兵工厂造枪吧！”还再三嘱咐他：拿枪和修炮、造枪都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是技术工人，应该到那里发挥自己的专长，为革命做出贡献。于是他被分配在司令部修械所工作。

　　吴运铎当时其实根本不会修枪，兵工这一行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但他想，我投身革命队伍，就是要跟党走、听党的话。为了革命，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不懂不会的东西是可以学会的。1939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抱定“把一切献给党”的决心，忘我地投入工作。

　　为了革命，幼时因家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的他，在革命队伍中边实践边学习，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基础理论，成为修枪造枪造子弹的行家里手，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厂长。没有资料，没有材料，没有厂房，他和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动脑筋，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由于敌人重重封锁，研制子弹没有火药原料，他们想方设法找代用品，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制造弹头材料更缺，他们试着把铅融化了注入模型做弹头，铅不耐高温，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子弹头，里面灌上铅，才试验成功。为制造军用机床，他组织大家用废铁堆里找到的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洞安装上模型，然后把铁轨固定在案上，算是代用的“冲床”了……在简陋的条件下生产出一批批步枪、子弹，运往前线，去消灭侵略者。这就是以吴运铎为代表的革命战士创造的奇迹。无怪乎史沫特莱参观了他们的兵工厂后，大声说：“吴运铎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友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敬意！”

　　为了革命，为了试制各种弹药，吴运铎三次负伤，炸瞎了左眼，炸断了左手的四根手指，炸坏了右腿，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无数伤疤。第一次负伤是在1939年，启动发动机时没有抓牢手柄，手柄落在左脚上砸出了一个小伤口，谁知得了破伤风，差点丢了命。第二次负伤是在1941年，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兵工厂化整为零，吴运铎率领的小分队主要负责子弹生产。在“茅屋工厂”，他亲自动手，将收集来的旧炮弹引信上的雷管拆卸下来备用，突然，一只雷管在他左手里爆炸了，顿时他被炸成了血人……数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我要亲自做这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推给别人。”第三次负伤，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当时我军急需选择有重工业基础的城市，建设一个有炼钢、炮弹、火药等门类的联合兵工企业，党中央将目标锁定在大连。这年春天，由于左眼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吴运铎常常头晕失眠，非常痛苦。组织上安排他和妻子陆平来大连休养。听到要建兵工企业的消息，作为军工专家的他怎能安心静养？他坚决请求恢复工作，获得批准。在一次进行炮弹爆炸试验中，他再次被炸成重伤：左手腕骨头被炸断，右腿膝盖下被炸烂一半，右眼蹦进一块弹片，伤口流血不止……

　　吴运铎和他的战友们，建成我军第一个军械制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制造出我军第一批平射炮和枪榴弹，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8个人的条件下，年产60万发子弹……吴运铎九死一生。然而他说：“丰硕的胜利果实，是需要战士的鲜血浇灌的。”

　　在和平年代，他做了些什么？

　　新中国诞生一个多月后，党组织送吴运铎去苏联治疗眼疾。

　　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松林疗养院，风景秀丽，十分宜人。吴运铎在这里休养了20多天，便开始接受治疗。这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右眼也不好，长期红肿流泪，看东西头昏。身上共有几十处伤口，有许多炸弹的小铁片都没有取出来，已经和肌肉长到一起了。腿上的关节因为长期被石膏绷带固定，已经硬化，走起路来都是直的。对于来自中国的英雄，前苏联政府和人民予以热情接待，派出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经过手术，他右眼内残留的弹片取了出来，恢复了视力。随后，又安排他医治腿关节毛病和神经衰弱症。

　　一段时间后，吴运铎身体状况日渐好转。苏方安排他参加了五一节红场观礼，参观了向往已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还见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达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他1943年就反复读过，那种感动和震撼仿佛还在心间。尤其令他佩服的是，保尔无限忠诚地对待党的事业，在战场上是无畏勇敢的战士，在建设中又是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保尔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吴运铎不断上进，特别是在他负伤的日子里，保尔就是他心中的榜样，千百倍地增强了他斗争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参观博物馆后他在纪念册上留言：“保尔，你给了我们中国人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战胜了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

　　吴运铎和保尔的经历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在苏联友人眼里，在中国人民心里，吴运铎就是“中国的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