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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一梅，著名戏剧编剧，代表作《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首演风靡至今，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

　　遭遇先锋话剧

　　

1971年，廖一梅出生于北京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均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院里的孩子都会被送去学跳舞，她也不例外。“那个表现力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感觉到语言的魅力后，我对形体就没什么兴趣了。”

　　高三时，她听说在中央戏剧学院可以不学数学，还可以随便地看书写东西，就觉得挺合适。廖一梅顺利地考上了中戏。当时选戏剧专业，她就是感觉好玩，至于戏剧是什么样，能做成什么样，她都没想过。

　　所以，刚听了一堂课，廖一梅就傻眼了：老师讲的戏剧和自己理解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况下，廖一梅没动力学习了，她白天坐在教室里凑数，晚上猫在宿舍里看小说，偶尔发一发“无可奈何进中戏，谁知日后会怎样”的牢骚，结果成了大伙儿戏谑的“忧郁黛玉”。

　　廖一梅上中戏那年，孟京辉正读研究生，两人是同校师兄妹。廖一梅第一次见到孟京辉，是在同学刁奕男排练的课堂小品上。那是一个颇为怪异的作品，演两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的奇思妙想，他们明明蹲在便桶上，却说自己正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刁奕男的课堂作业得分极低，老师看不懂，廖一梅却因此记住了演课堂小品的、“眼睛像小野兽一样，一点也不像研究生”的孟京辉。

　　那时，孟京辉扛起了先锋戏剧的大旗，拉拢了张一白、胡军、郭涛一帮人，鼓捣出中戏史无前例的“实验戏剧15天演出季”。廖一梅是这一切热闹的外围参与者。她的工作主要是贴海报、打扫剧场，演戏时按响闹钟制造音效，排练时用电炉子给大家煮东西吃。廖一梅看上去弱不禁风，干起活儿来却是麻利又细致，更难得的，是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在《等待戈多》一剧中，当排演结束时，大伙儿都累得或躺或坐在地上，唯独廖一梅一个人不肯休息，接着打扫全场的垃圾。这一切，孟京辉都看在眼里，因而格外爱怜这个身体羸弱的小师妹，亲热地喊她“宝儿”。就这样，日久生情，两人慢慢互相有了好感。

　　任情任性不爱束缚

　　大学毕业后，廖一梅被分配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做编辑，每周就到单位上两天班，但这两天她也不想去，她不愿意受一丁点儿的束缚。她还害怕处理人际关系，周围人关心的事情她不关心，他们争夺的那些东西她觉得没意义。

　　为何不能老实守着一份糊口的工作，理想主义能当饭吃么？她说：“谁都有生存压力，这个完全不值一谈！可是，有多大意志力的人就会有多大成就。我知道人站在泥地上，这是一个根本，有的人喜欢烂泥，但我不喜欢。这是本质的差别。”

　　从单位出来后，廖一梅曾给报纸杂志写过专栏，后来作罢。“我没那么多话要说，对一些当时看似热闹、其实毫无意义的事情发表看法也实在没必要。我讨厌废话……别人的和自己的都讨厌，如果不是非说不可，我宁愿闭嘴。”

　　她还给电视栏目撰稿，做广告公司的策划文案，做MTV的创意，乃至写电视剧本，只要能挣钱，她几乎都写过。只可惜，稿费不高，勉强混个温饱而已。

　　第一个和她签约的是王朔。当时王朔成立了一家公司，签了好多作家，也找了好多刚从中戏毕业的学生。王朔主动跟她说，写一部电影给她一万五。她乐得傻掉了，从没想过能赚那么多钱。但是不久，那家公司就破产了，她写的剧本也没被拍成电影。而从此，廖一梅真正成了一名专职编剧。

　　接下来的几年里，廖一梅先后写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像《中国机长》、《龙堂》以及《绝对隐私》等。这些剧本虽说都拍摄成片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得到期望的报酬，廖一梅心头酸楚不已。她尤其不喜欢写电视剧，要写无数次“他走进来”、“他坐下”、“他出去”类似的话。“这实际上妨碍了我的表达。我希望能把语言变成利剑，可随意在空中挥舞，说起话来带着刀剑的‘刷刷声’，用最锐利的方式表达。”

　　她就去找孟京辉，看能否在老本行话剧业觅得一条出路。孟京辉虽说已在实验话剧中坚持了好几年，且小有名气，但也正为“空前的上座率，票房却不高”的难题而抓耳挠腮。很自然地，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的剧本我作主

　　1998年和孟京辉新婚度蜜月归来后，廖一梅将自己关起来，准备写一部任情任性的作品，就是《恋爱的犀牛》。当时乃至现在，也没有人那样写剧本——整页的独白，拿掉了所有故事情节，人物的身份背景都是模糊的。

　　故事表达的，并不是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一段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寓言，一种超现实感。廖一梅不像传统剧本那样，写主人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在哪里见面。她当时这样写的时候，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接受。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她。”“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看到满街的犀牛。”类似的台词那么旺盛地燃烧、直接坦白，要炸开似的生命力，打动了孟京辉，他想把它搬到舞台上。

　　但他们要面对惨淡的话剧市场，以及资金筹措、演员遴选、剧场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剧场选择上，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了一大箩筐好话，他们才在鲜有人知的北兵马司小胡同里，找到了一个名叫老青艺的不起眼的剧场。在钱齐人齐马上要排练时，投资人却撤了。

　　廖一梅说，出于任何原因向任何人和事低头，都是怯懦的表现，都会让自己瞧不起。所以，开弓没有回头箭，孟京辉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21万元，又跟朋友借了钱。他跟廖一梅约定，如果赔了，廖一梅写一年的电视剧还钱。

　　在演员遴选上，也勉强凑合着。1997年夏天，《恋爱的犀牛》总算摇摇晃晃出场了。结果，奇迹出现了：《恋爱的犀牛》火了，场场爆满，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剧场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沿着兵马司胡同，一路排到了安定大街，创下了首演连演四十场、场场上座率120％的业绩。至于票房，更是大赚特赚了整整50万元。该剧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靠票房赢利的小剧场话剧。

　　廖一梅和孟京辉用十年时间拯救了戏剧，并将前卫变成经典，把边缘变为主流。从此，写作对廖一梅来说，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内心需要。

　　2000年，廖一梅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故事——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理想主义者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风口浪尖。

　　一年多时间里，剧本一直在反复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要廖一梅夫妇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