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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她的家族拥有悠久反叛的历史——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父母教育法拉奇三姐妹要勇敢、坚强,在家庭的影响下,法拉奇10岁时就加入了抵抗组织。

　　

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对她说:“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绝不能成为人母、成为人妻、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

　　她发誓不结婚、不生孩子。可是爱情来临的时候,谁都挡不住。1973年,44岁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访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她没有料到,这个既是疯子又是天才、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男人竟然成为她的爱人。

　　这个男人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受到过非人的折磨,身上有伤疤,却没有绷带。他举着一束很美的玫瑰迎接她,他矮小、瘦弱、黑发、黑须,像一块内敛而蕴藏能量的矿石。他是谦和有礼的诗人,谁会想到他也是一个连散步都怀揣着炸弹的危险分子。

　　采访在一栋古老的宅院里进行,外面的人们喝着新酿的葡萄酒,跳着欢快的舞蹈,而他们却躲在黑黢黢的房中,不用借助天光,就能满怀喜悦地细细地看着对方。那种眉眼,那种神态,是早就熟悉了的。未来的几十年就要这样长相厮守,她一任这种幸福感把自己淹没。

　　还在阿莱科斯被关押在监狱时,为了得到法拉奇的书,他采取绝食斗争的方式,最终以几度昏迷赢得了胜利“果实”。书中有法拉奇的照片:一头飘逸的中分直发,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美丽绝伦,她靠在椅背上笑得那么炫目。

　　他爱上了这个女人。这一次采访,只是为了印证他的预感。也许,自由和尊严都是退而求其次的东西,嚷嚷着把自由和尊严、战斗放在首位的人,要不就是还没遭遇爱情,要么就是没有能力去拥有爱情。

　　1975年,她怀孕了,她已经46岁了。她为腹中的孩子写下了少有的、舒缓而忧伤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已经看过你5周时的最后一张图片,你还不足0.5英寸,你的身体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朵神秘的花消失了,你现在看上去倒像一条非常逗人喜爱的幼虫,或更像一条刚长出鳍翅的小鱼。

　　孩子,我正在对你说话,但你不知道。因为黑暗包围着你,你甚至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可以抛弃你,而你对此毫无知觉。你无法弄清楚我对你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福祉,还是过错?

　　孩子的父亲从远方打来电话,得知她怀孕的消息,他先是报以长时间的沉默,后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这样一个混账男人,任谁都有拿起刀子想砍人的冲动,可他竟然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她恨“爱”这个字眼,她谴责过“懦弱”这种行为,可是她自己何尝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她犹豫不决,不知道把孩子生下来究竟是福祉还是过错。孩子的父亲来了,在一次争吵中,他飞起一脚踢在她肚子上。她流产了,到底没能够保护住孩子。

　　事后,孩子的父亲写来一封信:“我是来祝贺你的,告诉你,你赢了。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你摆脱了妊娠和分娩的奴役,而是因为你成功地挺住了他人的意志,包括上帝的意志……唯有那些不屑于信仰上帝慰藉的人,才能再次否定自己,再次推翻自己,再次把自己交给悲苦和悔恨。”这个自私的男人为了反抗上帝,把无穷无尽的灾难和伤痛留给了这个女人,剥夺了她用完美的子宫孕育一个孩子的幸福使命。

　　这一生,她采访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中国伟人邓小平、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色列强硬派女总理梅厄、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她可以设下圈套让基辛格大放厥词,在数年后,基辛格回忆起来还痛心疾首,称那次采访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具灾难性的一次”;她也敢对抗宗教领袖,气得对方嗷嗷直叫;她也敢嘲讽政界要人,说对方微小得可以放进她的粉扑盒。这个睥睨众生的女人,她羡慕过谁?

　　她说,这一生中,她只嫉妒过有孩子的女人。

　　多么沉痛的一句话。

　　一向激进和坚强的法拉奇发现:女人怀孕后能否合法地做母亲,仍要取决于和她相关的某男性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孩子,愿不愿意和她结婚。纵使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承受不住社会对未婚母亲的歧视和误解。

　　1976年5月1日,一次有预谋的车祸夺走了阿莱科斯年仅37岁的生命。3年后,法拉奇为她的爱人写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男子汉》。虽然这个男人踢死了她生命中唯一的孩子,但他仍然是她的最爱。爱,原本就包含着相互伤害,相互宽容,包含着分离之后的再次拥抱和缅怀。

　　2006年9月14日夜间,法拉奇因病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去世,死于女人的又一天敌——乳腺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