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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认为是个有理想的人，当我很小的时候就胸怀大志。那时候我父亲告诉我说，在老家有一种小动物叫屎壳郎，它会滚粪球，会推着粪球兴高采烈地奔跑。我没有见过哪个人会滚粪球，所以我以为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我大叫道：“天啊！我要屎壳郎！长大了我要卖屎壳郎！”这是多么美好的梦想——我不但自己玩屎壳郎，而且还希望人人都可以拥有一只屎壳郎。
　　
　　不过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叫我们谈论理想，我还是很虚伪地说，长大了我要做科学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老师笑了，她的笑也很虚伪。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感谢父亲，他给我买了很多的小人书和一本小字典。下课的时候，我的同学喜欢缠着我，让我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故事总有讲完的时候，于是我开始自己编造。没有人知道那些都是我编造的。我甚至还编造了很多回的《西游记》，因为那本书只剩了一半。我开始感受到虚构的乐趣，我知道某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文学青年的。我开始无比热爱写故事，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深刻的痛恨理科，尤其痛恨化学。在高考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上了贼船。中文和写作无关，和记忆力有关。当写作课的老师给我们讲授论说文和记叙文的写法时，我几乎昏厥过去。他是个认真而刻板的人，班上某个女生把月亮比喻成胖香蕉，那老师气愤地说，月亮怎么会像香蕉呢？我在心里哼了一声，月亮当然可以像胖香蕉，不但可以像香蕉，还可以像情人眼睛那动人心魄的一转。不过中文系却给了我很多的便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在某一天，我看了苏童的一篇作品，叫《罂粟之家》，我当时的感觉是被扔到了冰冷的水里，一瞬间我清醒无比——天啊，居然有这样的小说，居然有这样的语言。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某一天我决定要熬夜写东西了。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这一熬竟然熬了１２年。我们班里也有一些文学青年，但是他们都不喜欢熬夜。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诗人。但是，我却一直对诗歌保持着敌意，我认为那是蒙骗群众的东西，别人看不懂，写的人也看不懂什么。
　　
　　我知道当时他们都很不友好。他们每个人都操纵着大学的一个文学社，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用我的文章。或许我们都不认同彼此。作为一个好胜的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大学的大奖赛拿几个大奖，彻底打击他们。后来我还真做到了，所以我得感谢他们，我是一个被刺激得斗志昂扬的愤怒的青年。
　　
　　我们宿舍的一群坏小子经常抵制我，他们对我点着蜡烛写文章大有意见，认为我破坏了他们的美梦。其实熄灯以后他们都没有立刻睡觉，他们只是躲在蚊帐里面交流黄色笑话而已。他们可以意淫，却不许我写崇高的东西，这是什么世道啊。好在另一个宿舍里有我的一个死党，午夜１２点他总是像情人一样帮我开门，迎接我进去写东西。有时候我写完了，就把他拉到阳台上讨论我写的小说，我们抽着劣质香烟，喝着啤酒，情绪非常的激动。这老兄对我非常严格，按照他的原则，他通常按照苏童的标准来要求我。有时候我们会激烈的争辩，我们都脸色苍白，非常苍白。
　　
　　我得承认当初我写的很多东西都很肤浅，和现在很多孩子写的东西一样，我更关注迷乱的语言，我的小说里充斥着自杀、暴力、幻景和弃儿。我记得我在８篇小说里写死了１３个人。后来我也认识到这一点，并极力纠正着。我纠正的办法很简单，不写爱情，不写都市，我写乡土小说。大约在写了２０万字以后，我终于有信心投稿了，然后就得到了一笔稿费。我记得在大学几年，我发表的居然都是乡土小说。
　　
　　感谢我写的东西，它们让我顺利地拥有了一份好职业。我的工作依旧和文字有关系，收入也很不错，最关键的是以前那些卓而不群的作家师傅们开始和我发生关系了，当然不是肉体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喝酒，然后兴致勃勃地探讨一下文学。他们向我约稿，然后试图让我宣传一下他们，扩大他们的影响。在他们的文学杂志上，他们还毫不吝啬地给我一个青年作家的名头，而和我并列号称青年作家的那个叔叔居然都４０多岁了。这本来是双赢的好事情，可我本质上还是个矜持的文学青年，我与很多的机会擦肩而过。我甚至还拒绝了他们给我出书的计划，我很倨傲地说，我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所以暂时没这想法。
　　
　　若干年后我的大学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情，他痛心疾首地说，你为什么要拒绝？你为什么？这个老师比我还傲慢，他表现出来的痛心叫我立即明白了——其实我是个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