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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7岁的朗朗与父亲背井离乡到北京艰辛求学时，谁会想到，一个世界级的钢琴王子就这样一步步踏上了钢琴圣坛。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气。“发脾气老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者潜力。像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那样，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我说：“我不喜欢她。”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的话就行。”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老师”教我很高深曲子的时候，我喜欢那份挑战。如果我学得很快，我想她会注意到的。
　　
　　但是最后，我也从来没能让她注意到我的任何可取之处。她对我表达的惟一情绪是失望。
　　
　　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你琴弹得白开水一样，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可口可乐那时才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么弹起来才能像可口可乐，铃声响起，她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一丝暖气都没有。母亲每月从沈阳寄来1000来块钱，这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和维持生计，没有余钱买一台哪怕是最小型号的取暖器。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会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到深夜，这样不用太早上床。父亲会在我前面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暖暖和。
　　
　　但是我深夜的练琴并不仅仅是我生存的策略，练琴对我，还有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不可忍受。
　　
　　即使在我绝对确信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者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时，“发脾气老师”仍然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我的挫败感不断在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很清楚我练琴时足够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着我，监督我的每一个动作，他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老师”的琴房。在春天，强风把肮脏的黄沙从戈壁滩一直吹到了北京城，我们浑身都被沙尘覆盖着。雨一下，雨水就把尘土粘在了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等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浑身湿透了，脏兮兮的，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老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朗朗就可以开始给您弹琴了。”“没这个必要了。”她说，她的声音比冰还要冷。父亲问：“为什么呢？”“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死一样的沉默。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眶也变红了。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大多数学钢琴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是的。朗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太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我看恐怕他是无可救药了。”
　　
　　父亲争辩说：“但是教授，他赢过比赛，有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在沈阳他很出名。”“沈阳不是北京。”“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教授。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放在这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我的好工作，到这儿来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就是为了您能教他。”“朗国任，对不起，但是我的主意已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又走进了雨中。我抱着父亲的腰，一路上哭个不停：我作为音乐家的生命就此毁灭了，我的未来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