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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收到一位读者写来的一封长信，他说自己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现已进入不惑之年。他在信中说，我发现40岁是最令人困惑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孔子有“四十不惑”的说法。我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工作，专业水平受到敬重，但细想想，并未实现自己哪怕一点年轻时的梦想。为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我不得不拼命工作，至今依然无法适应复杂的公司政治。放眼中国，则看到更多的黑暗和腐败。特别想向您请教两个问题：一、什么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二、人为什么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我收到的信件中，追寻人生意义并求解人生困惑的有一些。一般的说教对于这类朋友肯定不起作用。我给这位朋友回信，讲的都是我的真实感受。
　　
　　在中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乃至“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概念可以说老少皆知。但这并不是老生常谈，是孔子对生命在不同年龄段的特点作出的精到总结。然而，我们常常很难做到“三十而立”，更难做到“四十而不惑”。为什么？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孔子时代相比，今天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除了科技的发展，最明显的差别是那个时代的人早婚早育，十八九岁已为人父母，50岁就三代同堂，被称为“老人”了。“人活七十古来稀”。说明那时长寿的人很少。孔子算相当高寿了，也不过70多岁。现在生活条件好，医疗水平发达，活90岁也不算罕见。寿命长了，“而立”、“不惑”、“知天命”等人生阶梯也该后移。另一个原因，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像孔子那样早熟。在现阶段，一个人能做到“四十而立”、“五十而不惑”就很好。或者再晚一点，到60岁的时候真正做到“不惑”也行。
　　
　　严格地说，我也没有做到“四十而不惑”。我在40岁左右时正在写《新星》系列，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理想。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那样的经历和人生体验是40岁时不可能有的。所以，我自己的“不惑”也应当在50岁以后了。当下的大学教育相当普及，年轻人走出校门就20多岁了，如果再读硕读博毕业就更晚一些，事业一般开始在30岁左右，成家基本也在这个年龄。一个人“三十起步”、“四十而立”就很不错。往下要争取的是“五十而不惑”。
　　
　　中国儒学奉为经典的人生信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和“齐家”都很重要。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泥沙俱下。以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而言，我眼中看到的黑暗和不平不会比任何人少，而我自身遭遇的挫折也远多于常人，但这并不妨碍我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社会。我们的每一个善举。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正面的力量。许许多多的人的许许多多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努力最终会汇成一条巨流，推动这个社会进步。
　　
　　所谓积极的人生态度，我的理解很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事乃为“积极”，该做的事不做乃为“消极”。当然，对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乃为积极”需要加一个注释——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乃为“贪图”。目标过高，野心过大。力所不能及，都是一种贪图。真正的“不惑”，就是要认清那些不应有的贪图，并且能够平静地剔除它们。至于人为什么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我的人生经验：只有如此，才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安详、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