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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先在京郊受到打击退回塞外后，于谦对于国防军事的布置，并未稍懈。首先是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拥调辽东、宣府部分军马来到京师，并命大同总兵郭登随时准备率所部到京师增援。京师稍见稳定后，于谦进一步加强边关的防御。对宣府、居庸关以及保定、河间、真定各处，增派大将镇守。又派顾兴祖、刘安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要隘并增调军队防守。

　　1450年(景泰元年)，春夏两季，瓦剌军对明朝北边连续发动了广泛的攻势，进攻宁夏、大同以后，又侵扰庆阳、朔州、阳和、万作等地，但都吃了败仗。另外，当时也先、脱脱不花和阿刺知院三方面对明朝的态度也各不同，他们都想单独先取得和明朝“通贡”和“互市”的经济利益，因而相互猜忌。于谦就在这时先派使臣和脱脱不花交涉，获得了初步协议。因此，也先拘留朱祁镇，原以为奇货可居，这时反成为对明朝交涉上的绊脚石。终于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将明英宗送回。可以说正是由于明朝在实际战争中取得胜利，政治策略正确和军备的充实，才能对瓦刺交涉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动权，终于收到胜利的结果。英宗回国后不久，也先派使臣前来，要求通贡，双方又恢复了正常的互市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也先侵明失败，以及虐待诸部，日益骄横，引起各部族酋长互相猜忌和仇杀，也先攻杀脱脱不花汗，随后阿刺知院又攻杀也先。自从也先死后，瓦剌部属分散，势力就衰落了。
 

明军虽然从崩溃败逃转到胜利，但各方面遭受的战争创伤，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的。在瓦剌进攻京师被击退后，明朝论功行赏，升加于谦的官职称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于谦在朱祁镇回京以后，首先向朝廷提出“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他条谏各项安边的策略，坚持执行，专力于国防的充实。一面加强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居庸关、山海关多处的防务增加守军人数，按时修缮城堡，并于1451年(景泰二年)遣都督佥事孙安率轻骑出龙门关收复独石、马营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这样就使宣府、怀来的防务更趋巩固；一面对官军的贪污怠职等弊端，严加纠察，整肃了军纪；另外还推荐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增筑新城，保护漕船运输的要道寨运河；又对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多所改进。对于火器，又提倡创造，如采纳巡关侍郎江潮的建议，制造“火伞”，燃放出去，可以惊溃敌军马队。又采纳应州人师翱的建议，制造有机关的火铳，短时间内可发三次，射程达三百步以外。

　　于谦以为虽然瓦刺暂时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强国防，还是不能制止瓦刺的侵扰，于是进一步积极着手改革京营的军制，创立了团营。

　　原来明朝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干、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的，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趾作战时编定的，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属，同时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悉。正统时，京营军士四十余万，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土木之变”，京军伤亡很多，营制更紊乱。

　　于谦于景泰二年开始改革京营军制，于三大营中挑选精勇军士十万人，编为五营操练，叫做团营。第二年，又将团营军士增加到十五万人，分十营操练，于景泰三年，团营制度完全确立，没有选人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做“老家”。

　　十五万精锐京军，分编十团营。每团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做“坐营都督”。每一坐营都督下，设都指挥三人，各统领军士五千人。第一都指挥下又设把总五人，各统领军士一千人。每一把总下又设指挥二人，各统领军五百。每一指挥下，设领队官五人，各领军士一百人。每一领队官下设管队二人，各领军士五十人。以上十团营设一总兵官，明廷命石亨充任。于谦对于京营的改革，改变了京军各营互不统一，每遇调遣，号令频更，兵将不相识的偷怠紊乱情况。于谦更积极招募民兵，充实军队的作战力量，遣使分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民壮，拨山西义勇守大同，并用民兵防守紫荆、倒马二关。这些措施，特别是新军(十营团)的建立及战守部署等，使明朝国防渐趋巩固。

　　四、于谦之死

　　当于谦抗战派正在日以继夜地瘁心于加强边防，改革京营军制的时候，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在宫廷内部却酝酿着一股争夺皇位的暗潮。

　　当朱祁镇被瓦剌释放回到北京时，朱祁钰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政敌，立刻禁锢在皇城里的南宫内，他所住的宫叫崇质宫(俗名黑瓦殿，在南池子普渡寺一带)。这一带地区，永乐时称为“东苑”，又叫“小南城”。这是个离宫别馆，朱祁钰把朱祁镇幽禁在这里，特派靖远伯王骥守备，不许他和外面交往。

　　1452年(景泰三年)，朱祁钰废皇太子朱见深(朱祁镇子)，更立他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朱祁钰这种自私的行动，于谦是不赞成的，因此朱祁钰对于于谦渐见疏远，不肯授予于谦以全面行政的实权，仅因防边多事，才使于谦长期专任兵部。于谦对于当时的勋戚贵幸的贪鄙忮懦，多所年轻，因而对于阉党邪派的阴谋活动，也就警惕不够。于谦遇到阉党破坏和捣乱的时候，常愤慨地扪胸叹息，曾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表示决不向他们让步。

　　于谦在用人行政中，对贪污横暴的高级军官，严加劾办。石亨在德胜门外的战功，并不高于于谦，受封世袭的侯爵，自觉愧心，曾上疏推荐于谦长子于冕做都督府前卫副千良。于谦上疏恳辞，并指责石亨位居大将，不选拔军伍中人材，报效国家，单独荐举于冕是不合公论的。同时指出：“臣于军功，决不冒滥，纵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石亨听到于谦严厉的指责，便积恨在心。石亨身任京营总兵，提督十团营，骄纵枉法，勾结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加以奏劾，石亨更切齿痛恨。另外，都督张軏先后因犯军律，曾被于谦弹劾，也怨恨于谦。太监曹吉祥也因监守军务时被于谦所制裁，平素也甚耿介于心。前任兵部尚书王骥因在正统时党附王振，行为骄纵，景泰时曾受裁抑，但他屡思跋扈，由于于谦不肯推荐，因此也对于谦怀有嫉恨。总之，仅只在改进军务方面，于谦就遭到了许多的阻难。

　　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后来一部分较正派的官员，主张恢复朱见深做皇太子，遭到朱祁钰的压制。另一方面，复辟的阴谋，却暗地酝酿着，终于爆发了“夺门”的事件。